近数十年来，由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使得各界学者们有更多材料能推估历来的气候变化。

以往多运用物候学的操作，对比不同时期的气候差异，而今日更能透过孢粉、年轮、冰芯、湖底沉积物……等材料进行分析、推论。透过上述的这些方式，便呈现出历史气候有着冷期、暖期不断交替循环的现象。

学者标出的古代冷暖期交替周期

参照下图，便可见学者提出的史上各冷暖期。而我们可以再看到图中标出的第二个寒冷周期，寒冷期的时间段定义在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之间。

东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有渐趋寒冷的趋势，直到隋唐才回暖"汉末三国"（184-280）确实就在这第二个寒冷周期内，而且大致体现的是此寒冷周期前半段由暖入寒的过程。

既然汉末三国处于寒冷期，大致具有哪些特征

最直观的应该就是年均温下降。西汉末～东汉，气候较寒而干旱；到了三国时期，不仅寒冷，甚至变本加厉而连年旱霜。而科学家亦推论此时期的年均温可能较现在低0.5度～1.5度。

可见汉末三国基本具有年均温较低的情形，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年均温渐低的情形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若欲初步检视汉末三国的寒冷期现象，或可先以"异常寒冷"为检索标准，便可初步得到两条明显的纪录：

如这两条史料所示，初平四年夏六月竟出现"寒风如冬"的情形；在约三十年后的黄初六年，曹丕陈兵广陵，意在孙吴，但却出现大寒，导致水道结冰，使得战船无法入江，这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的淮河结冰纪录。

因此，透过对异常寒冷的初步检索，可以看到汉末三国确有寒冷期在气温上的基本展现。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材料能呈现出汉末三国的寒冷期现象呢？

而且现代中原及黄河流域"桃李实"在农历五六月之纪录相较，可说明"桃李实"的时段一为秋季、一为夏季，可见自西汉成帝以来便开始踏入寒冷期的发端。

东汉河南省南部尚产桔与柑，而曹操在铜雀台种橘时却没有太大成果，可见汉末三国又较汉代趋于寒冷。

另外，亦可再看到以下与汉末三国相关的寒冷纪录。

首先，即为初平四年六月异常的寒风如冬。然而，在此十年前的灵帝光和六年（183），便曾冬日大寒，导致北海、东莱、琅邪等地的井水都"冰厚数尺"。而在初平四年过后，直到

可见曹操讨伐袁谭、平定冀州的过程中，曾经历北方的寒冷，而当时之寒甚至使河川为之冻结，因此需要征调民众破冰行船。

七百余年的习俗被曹操禁止

又，建安十一年（206）约春正月～三月，曹操征讨高干，期间曹操写作

诗中呈现出北地样貌，不仅北风萧瑟，而且人烟稀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曹操的军队出现了人马乏食的景象，因此军士们需要拾取柴火、破冰煮水，这才能煮出粥来，可见当时甚是寒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等地于冬至后百五日尚有纪念介之推的"寒食"习俗，但在该年三月攻拔壶关之后，曹操却下令禁止寒食、犯者有刑，而理由乃是"北方沍寒，将有不堪之患"。

这个源自汉末三国以前七百余年的习俗，到了曹操手上被禁，或许也正反应当时的气候应是相当寒冷，以至于曹操为当地在寒冷中寒食的习俗感到担忧、甚至是严令禁止。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出卢龙塞、出柳城之外讨击乌丸。时程大致是于该年夏五月开始出兵，秋九月还军柳城，十一月军至易水。

关于这次战事，《三国志·田畴传》提及在夏秋行军的出塞过程中遇到大雨而道路难行，裴松之则引用《曹瞒传》的说法：“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

因此，卢弼对于"秋夏大雨"之后，何以能"时寒且旱"颇为不解，并据此认为《曹瞒传》"似不足信"。

然而，若思及汉末三国的寒冷期背景，且考量到约有半年以上的行军时间（夏五月至隔年春正月），再加上距离颇远的行军路程（邺－卢龙塞－柳城），是以在曹操征乌丸的长期过程中，或许"夏秋大雨"及"时寒且旱"都有可能发生，只是由于长程的路途，所以两现象发生的地点可能并不一致。

若再思及前段所引〈苦寒行〉的诗中景象，那么"时寒且旱"、甚至人马乏食，似乎不无可能。

赤壁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孙吴，周瑜等主战派为孙权提出开战抵抗的数个理由──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的牵制；北人尚鞍马，吴越尚水战，但曹操却舍鞍马就舟楫；最后，周瑜更说：“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而大众以往透过《三国演义》塑造出的"诸葛亮借东风"情节，通常都知晓赤壁之战时处冬季，但我们却鲜少注意到早在赤壁战前。

周瑜已将当时的严寒及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而衍生出的风土病视为致胜理由之一。而裴松之注〈黄盖传〉时，亦引用《吴书》留下相关纪录："时寒堕水"由此可见，赤壁之战确实是在严冬之中开战。

紧接而来的是，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至关西攻伐马超、韩遂之事，纪录如下：

透过《曹瞒传》可知曹操欲渡渭水攻伐马超，但由于马超阻拦以及地形多沙的缘故，导致营垒不立；因此，娄圭（娄子伯）便提议利用寒冷天气，以沙筑城、以水冻之，曹操采纳而城果立。

但或许是《曹瞒传》身为别史的性质，使其史实性较易受人质疑，因而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于时九月，水未应冻"，而裴松之则对此提出推论与回应。

裴氏依据《魏书》所载，认为当年有闰八月，是以所谓"于时九月"实际上已是十月天，故可有大寒。而当年潼关以外之处，秋末冬初应更为寒冷，所以灌水以冻沙城的策略确实是有机会成功。

至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异常寒冷纪录，彼此的时间间隔都略长，但能大致观察到寒冷趋向。首先，即是前已提及之曹魏黄初六年（225）的"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

而太和元年（227）正月也似乎又雨又冷，使得果树草木受到摧折，是以曹植在〈慰情赋〉的序文中云："北风飘寒，园果堕冰，枝干摧折。"

此后，则是孙吴赤乌四年（241）春正月的"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再来是孙吴太平二年（257）春二月，甲寅先下了大雨且有震电，到了乙卯却又下雪而大寒。

然而，按照汉代以来的解读，往往继承刘向（约前77-前6）的看法，认为"雷电之后不当复雪"。

因此，太平二年的"先春雷而复雪"的现象固然为时任吴主之孙亮被废的征兆之一，但若除去这般天人感应的色彩，或许也正反应汉末三国寒冷期的寒冷异常。

接着，将时间推移至孙吴建衡二年（270），江东民间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而当时在位的孙皓闻后大喜，便载其母、妻子、后宫数千人北上，以顺应童谣所暗示的天命。

没想到，途中竟遇到寒冷的大风雪，使得道路崩坏，后来只好下令让百人共拉一车前进，但大伙只感到"寒冻殆死"。最终，在这些不堪寒冬的兵士反弹下，孙皓这才打消他的北上皇帝梦。

最后，便是汉末三国这个时间段结束的前夕。在司马晋咸宁三年（277）八月，不仅吹起足以拔树的大风，更出现不合时节之"暴寒且冰"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五郡国境内陨霜而影响了农作。

而这年八月的"暴寒且冰"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它与汉末三国初期之初平四年夏的"寒风如冬"是多么的相似。

自汉末初平元年夏六月的寒风如冬以来，除了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盛寒，建安年间的其余异常寒冷纪录，如曹操征袁氏、讨乌丸、伐马超等等，基本上皆与北方有关，且大致出现在黄河流域一带。

至于曹魏黄初六年，曹丕至广陵时所见到的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等情况，则反应该时期寒冷期的异常寒冷现象已越过黄河流域，往南进入淮河流域，可说是当时寒冷期趋寒的进一步展现。

而从此年开始，虽异常寒冷的纪录彼此间隔较长，但大雪的纪录竟开始出现于孙权统治晚期，且在孙亮、孙皓主政期间亦曾降下与时节较不合或者极为寒冷的大雪；这些现象都显示──到了汉末三国末期，寒冷期的寒冷界线已南移至长江流域。

自此以后，寒冷期年均温普遍降低的现象更将遍及南北朝，且以更鲜明的方式呈现。如晋咸康二年（336），前燕慕容皝欲讨慕容仁，其司马高诩便提出渤海已连续三年结冻，因此可避开陆路、踏冰借道渤海袭击慕容仁。

而反对此提议者虽众，但慕容皝最终仍力排众议，践冰而行三百余里，出其不意而成功讨灭慕容仁。

这条关于渤海湾结冰的史料是当时寒冷期达到顶点的一种展现。又如刘宋大明六年（452）五月，孝武帝刘骏下令在覆舟山建立"凌室"。凌室，即藏冰之所，大概就是现今的冰库或冰柜。

但由于当时南北政权不同，加上运送距离及冰块会融化的种种考量，故冰不太可能从北地运来；因此当时南京可能比今日更为寒冷，这才可能在冬季时于南朝境内的山上取得冰块。

总而言之，汉末三国逐渐进入了寒冷期；不论从科学技术或文史材料来看，都能显现当时逐渐趋冷的态势。

由于寒冷期主要有着年均温普遍降低的情形，因此透过史料对异常寒冷或极端寒冷现象的整理，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流转，寒冷界线亦不断往南推移，汉末三国即明显呈现出处于寒冷期前期的由暖入寒之倾向。

至于汉末三国的年均温降低，最直观的影响便将反映在农业及民生上，可能造成作物生长期缩短、影响农作收成，而不定的旱、涝、蝗、饥、疫也将相应而生，再加上此期间的人们为了争夺权力、食物、生存……等各种原因而开启的战争，环境负载力更将逐渐降低，而以上的各式灾难都将不停地交叉影响，进而形成不断反复的无限循环。

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后汉书》

《三国志集解》

《古今图书集成》

《汉书》